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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樹市吳城遺址

關鍵詞:中原商文化,樟樹市吳城商文化,吳文化發祥     我要發布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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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城遺址 位于江西樟樹市的吳城遺址發現于1973年,同年開始發掘。這是我國長江以南地區最早發現的商代遺址,其發現、發掘標志著江西早期文明研究進入了嶄新的階段,揭開了南方地區商代考古的新篇章。 隨后的系列研究發現,吳城遺址出土文物既有自身濃厚的地方特色,又受到中原商殷青銅文化的深刻影響,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教授將其命名為“吳城文化”,奠定了吳城文化研究的基礎。1989年,新干商代大墓的發掘,推動了吳城文化研究的縱深發展。

遺址簡介

吳城遺址是江南首次發現的大規模人類居住的商代遺址,位于樟樹市山前鄉吳城村,蕭江上游丘陵坡地,是1973年秋興建吳城水庫時發現的。

  遺址經過六次科學發掘,共揭露面積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積厚2至3米不等,劃為七層,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 窯址12座,灰坑55個,基葬16座。出土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銅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別是陶文、原始瓷、鑄銅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發現。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內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又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該遺址的發現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科學價值,否定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斷。吳城遺址先后在1984、1987年分別列為市、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吳城商代遺址已成為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大學考古專業的實習基地,江西省博物館已在吳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個農村考古站。 

  三千多年前的江南是什么模樣?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是怎樣生息繁衍的?隨著樟樹市對吳城遺址的保護展示工作的展開,一個神秘的歷史之謎即將揭曉。

  “殷墟文化過長江,江南又一春”,面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吳城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蘇秉琦不禁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根據地層迭壓關系和考古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吳城文化分為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個時期,這兒是吳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后延續整整400年。

  40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短暫一瞬,但它卻成為打開江南古文化寶庫的一把“鑰匙”和研究年代學的一把“標尺”。據考察,在這個被譽為“贛之魂”的商代城邑遺址,有城墻、房址、陶窯、墓葬、水井、宗教祭祀場所等,是相當完整的都邑結構。目前已出土完整的石器、青銅器、陶瓷與玉器等文物4000余件,刻化陶文或符號200余個,幾何印紋陶紋樣40余種。

  在樟樹的地下竟沉睡著這樣的曠世之寶,這無疑是激動人心的考古發掘工程。樟樹市委、市政府經過反復論證,決定從現在起全面展開對吳城遺址的保護和展示工作。

  “古文化、古城、古文明”,是再現吳城文明的“三部曲”。按照保護展示的規劃,到明年將興建吳城遺址博物館,建設吳城商代遺址保護展示園區,較全面而形象地展示吳城遺址研究成果及重大文化價值;2003年至2005年,復原商代房址、冶鑄作坊、祭祀場所、制陶作坊等重要遺址,進行地面展示;2006年至2010年,逐步恢復符合吳城文化時期的生態環境,或有利于現存遺址保護的自然與文化環境,從而建立永久性的國家歷史文化遺址園區。

  作為國家文物局“十五”計劃的重點保護項目,吳城遺址保護展示的工程浩大恢宏,將歷時10年,預計將投資近6000萬元,主要由國家撥款。而其中要做的工作也相當復雜,為保護遺址和建設博物館,不僅需要資金的投入,而且需要運用高科技攻破各項難關。到2010年,吳城遺址將成為中國的“黃石公園”,依托其現存的歷史遺跡,結合修復的吳城風貌,成為一個半封閉的公園景區,對外展示商代吳城的風采,讓逝去的吳城文明再現于世。

出土文物

  在古肖江的上游,距樟樹市城區西南44公里的山前鄉吳城村,有一個著名的方國(都邑),這就是吳城商代遺址。 有專家認為,傳說中的太伯奔吳,這里曾是

  

路經之地,太伯先奔荊蠻,從這里下贛江,再到吳越。

  據吳城黃村族譜記載,吳城早年曾有吳王廟,后被廢。 自1973年9月吳城遺址被發現以來,在國家文物局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領導和專家實地指導下,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先后與省、市文物主管部門一起,進行了九次大規模的發掘和整理。揭露面積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窯12座、灰坑和窯穴92個、墓葬20座、水井2口、鑄銅遺跡一處、道路1條以及完整而宏大的宗教祭祀場所,出土了較完整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銅器、玉器、牙雕等1100余件。 遺址中陶文、原始瓷、鑄銅遺跡、龍窯的發現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發現,標志著吳城地區早在3500多年前已進入了人類的文明時代,否定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斷。

  大量的陶文和符號等實物資料,論證了殷商時期贛鄱地區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區域;鑄銅遺跡、工具和精美的青銅器的出土,說明早在三千多年前這里就和中原一樣,能熟練地掌握鑄造技術,生產高質量的青銅器,解決了南方地區殷商時期能否鑄造青銅器的重大學術問題。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別是四十多種印紋陶紋樣,是打開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鑰匙"和年代學的"標尺",結束了江南考古長期存在的文化年代上的紊亂。

  

  

吳城遺址是長江以南首次發現的大規模商代人類居住遺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內唯一的一處內涵具有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遺址,現已命名為吳城文化,直至目前仍是國內外考古界、史學界研究的熱門,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研究價值。

  

  

  

商代青銅斝 商代青銅鼎 西周甬鐘

  乳白釉豎耳鬲式爐 商代青銅矛

  伯樂相馬筆筒 斗 金發釵

  玉蛙 西周甬鐘 蓮花瓣紋執手壺

  原始瓷豆

  陶器器底刻劃文字

  石質刀范

  

  

陶人面

  青銅斝

  馬鞍形陶刀

 
 
 
 
 
 
 
 
文化研究  【吳文化發祥贛中】
  吳文化作為中華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祥地在何處歷來受到史學界、文化界的關注,更為海內外吳氏宗親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吳梅、柳亞子、田漢等人就開始研究吳文化;1937年,蔡元培、吳梅、顧頡剛等人發起成立了“吳越史地研究會”,開始出版《吳越文化論叢》,掀起了吳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吳澤的倡導下,在蘇州成立了中國吳文化研究會,重提吳文化研究與構建。
  樟樹市境內的吳城遺址,是江南首次發現的大規模人類居住的商代遺址,經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物局、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8次發掘,發現了龍窟、水井、墓葬、鑄銅、“逥廊式”路面、宗教場所等重要遺跡,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銅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號200個、紋樣40余種,尤其是商代龍窯的發現,屬我國早期龍窯的首次發現,把我國的龍窯歷史推前了近千年。吳城商代遺址的發掘否定了“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論點,成為打開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鑰匙”,引起了史學界、文化界的極大興趣,圍繞吳城文化專題的論文先后在國內外重要刊物上發表了上百篇。
  不僅如此,樟樹市境內的筑衛城遺址和新干縣境內商代大墓也引起了眾多專家、學者的重視。
  三十年代,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顧頡剛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間江西臨江府出土的11件吳國第十五民王宮重器“者減鐘”時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吳地城遠在江西”,“臨江府治今為清江縣(現樟樹市),在贛江西岸,又江西新建縣北一百八十里有吳城鎮,當贛江入湖之口,疑當時吳都即在此,其傍鄱陽湖猶之遷蘇后傍太湖也。”
  1991年,中國吳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盧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會科學報》上,正式提出了吳文化發祥地在江西的觀點;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館袁進同志在《南方文物》上發表了“吳城文化族屬句吳說”,其主要觀點是吳城文化是先吳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吳文化。吳文化發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吳頭楚尾”之稱的江西已成為有關專家、學者關注的“熱點”。
  去年11月22日,經江西省社科院牽線,盧水石和張富余兩位吳文化研究專家親臨樟樹實地考察了吳城商代遺址和筑衛城遺址,參觀了樟樹境內出土的各種文物。在隨后舉行的“吳文化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上,省社科院副院長陳文華研究員和盧水石先生在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后認為,至今在安徽,江蘇所發現的有銘文和吳國青銅器都是十九世紀吳王壽夢以后的,太湖東部地區迄今未發現一件春秋晚期以前的吳國遺物。江西出土的“者減鐘”仍是最早的吳國銅器,同時在贛鄱流域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周青銅禮器,特別是樟樹市“吳文化”遺址和新干商代大墓及西周列鼎墓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吳城文化”是一種溶合晉陜地區先周文化與漢水流域荊蠻文化及贛鄱流域夷越文化而形成的一支自成體系的青銅文化,其族屬應為句吳,吳城文化的實質就是吳國的早期文化。贛江中游的樟樹、新干一帶,是吳國(古句吳)始建地,也是吳文化的發祥地。
  在這次研討會上,與會者一致贊同這一觀點,認為這一研究成果不但在史學研究上是個重大突破,而且必將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強烈反響。
  作為一項重大的文化研究活動,還遠遠沒有劃上句號,而作為一個縣級市——樟樹市積極參與這一文化研究活動,在學術界樹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隨著經濟發展中文含量的提高,必將對樟樹經濟文化發展戰略和海內外吳氏宗親的聯誼活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吳城文化與中國遠古紅銅文明】
  長期以來,在中原地區出土的早期銅器中,只有青銅器而沒有紅銅器,導致不少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只有青銅時代而沒有紅銅時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國,在
  

  

青銅時代之前都經歷了紅銅時代。中國在青銅文明以前有沒有一個漫長的紅銅文明,是關系中國青銅文明從何而來的一個重大問題。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樟樹吳城遺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繼發現,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在青銅文明以前同樣存在一個漫長的紅銅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對吳城遺址和我省其他地區出土的部分先秦銅器進行成分測試,標本年代從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樹橫塘2號扁獸足鼎外,其余標本含銅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達99%以上,未見或很少有錫和其他金屬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銅器,其成色雖也有一些是碧綠透亮的所謂“黑漆古”或“綠漆古”。但多數器壁粗糙、較薄,器表銹蝕嚴重,多有一層銅綠,內心多呈紫紅色。這固然與我省的酸性土壤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銅器本身,其成分是紅銅即純銅制作。
  中國紅銅文明始于何時,還有待于考古發掘新的發現。但通過對部分銅器標本的測試表明,吳城或鄱陽湖——贛江流域的古代先民,從商晚到西周中期,還保留了用紅銅鑄器的原始工藝。在古代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每一項技術的產生、發展到消亡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紅銅文明的肇始當然遠比商周時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時期,由于中原青銅技術影響,先民已開始青銅器的鑄造。與樟樹橫塘2號扁獸足鼎伴出的1號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與2號鼎風格相近。兩鼎比較,1號鼎器壁較厚,2號鼎相對較薄;前者表層銹蝕不很嚴重,呈淡綠色。后者表層銹蝕相當嚴重,呈深綠色;前者硬度較高,后者硬度較低。雖然1號鼎的成分未曾測試,但從外觀理化性能來看,它的含錫量顯然要比2號鼎高。表明吳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銅中加入錫等元素用以改進銅的性能的技術。
  郭沫若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曾揣想,銅的冶鑄技術從南方的江淮流域輸入黃河流域“是比較有更大的可能,因為古來相傳江南是金錫的名產地”。雖然目前的考古材料還不足以完全證實郭老的這種揣想,便通過吳城等遺址的發現,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支持郭老的揣想。如江西乃至南方是銅的主要產地,有大量的古代銅礦開采和冶煉遺跡,具有煉銅的物質條件;在商周時期還大量采用渾鑄法(即將多塊范、芯緊密扣合,然后一次澆鑄成型)和石范鑄銅這種原始而古老的工藝;在商周時期還繼續著紅銅器物制作。我們可以設想,我國的紅銅冶金術可能起源于江西乃至南方,傳入中原后,又加以改進產生了青銅冶金這一新技術,而中原的青銅冶金技術又對南方各地產生了強烈影響,共同鑄造了我國燦爛的青銅文明。
  【江西吳城遺址驚現大量商代人頭骨?】
  繼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關單位對吳城商代遺趾西面城墻進行解剖時發現4具商代人頭骨后,近日,江西省考古專家在對該段城墻進一步挖掘時,在近4米
  

  

深的外城壕中發現了密集的商代人頭骨——不到10平方米內發掘了近20具頭蓋骨和部分肢骨,專家據此推測城壕兩側還有大量頭蓋骨。
  此次發現的近20具頭蓋骨上依稀可見清晰的紋路。據江西省考古專家介紹,在考古中被發掘出的頭蓋骨的產生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戰俘被割首;一種是祭祀中獵頭儀式的產物。就目前發掘的情況來看,這些頭蓋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戰俘被割首所至,每具頭蓋骨的死亡年齡、身份等還有待進一步的測量和考證,此次頭蓋骨的發現反映了當時戰爭的規模、方式和慘烈程度,對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戰爭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目前已發掘的頭蓋骨已被妥善保管。
  吳城遺址位處樟樹山前吳城鄉吳城村,屬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于1973年修水庫時被發現,是江南地區首次被發現的商代遺址,2001年被評為“中國20世紀百大考古發現”。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關單位對其先后進行了9次考古發掘,曾發掘出青銅器、陶瓷、窯爐、祭祀廣場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現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國有考古專家認為中國原始瓷就源于吳城。江西省考古專家在吳城遺址設立了專門的考古工作站,他們認為吳城遺址是探尋贛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態的權威之地。
  【吳城遺址發現“中國分襠鬲王”】
  
 鬲,古代一種炊具,似鼎、圓中、足中空而曲。在吳城商代遺址10次發掘中,已出土幾百件、大小不一、形態千姿的鬲。2001年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樟樹市博物館在該遺址進行第10次發掘時,在遺址高地嶺區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經過一年多的晾干和修補,已復原完整。它高47.8厘米,口徑40.2厘米,腹徑38.7厘米,為灰色夾細砂陶質,敞口,弧腹,三袋足,通體飾粗繩紋,頸部附加一道寬帶繩索堆紋,腹至腿部亦附加繩索堆紋。伴著出土的還有吳城二號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號鬲比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岡文化上層一高43.2厘米,口徑32.7厘米,腹徑35厘米,陶質陶色紋飾均與一號鬲相同。其時代為吳城商代遺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兩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大的一件,專家們稱之為“中國分襠鬲王”。吳城一號鬲的修復問世,是繼吳城遺址獲20世紀中國百年考古發現殊榮后的又一重大發現,對研究吳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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